张闻天在瓦窑堡的住所。

1942年初，张闻天率领调查团赴陕北、晋西北农村进行调查。调查工作结束后，张闻天将调查工作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写成了一份向中央汇报的总结报告，即《出发归来记》。在《出发归来记》中，张闻天在实践的基础上，精辟地论述了共产党人对于调查研究应当采取的基本态度——“一切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必须从认识这个客观的实际出发”。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对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进行了深入阐释。

“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

在工作中要从实际出发，最基本的环节就是认真扎实地对这个实际开展调查研究。在张闻天看来，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工作特点、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调查研究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领导者方面。“一个领导者，如果他对于当前的具体情况没有精密的调查研究，他就无法提出正确的任务”。在提出正确任务之后，领导者必须对实际情况进行详细调查研究，以便“推动运动的继续前进”。

被领导者方面。被领导者在接受了任务后，只有对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才能拿出具体的完成任务的办法，完成上级工作任务必须以调查研究为基础。在张闻天看来，落实具体工作只能通过“根据实际情况的，灵活的，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执行政策的”科学方法来完成，而“不了解当前情况的人，是不能用这种方法来完成任务的”。

关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具体表现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复杂性决定了上级在作决定时，必须要很好地预计和评估各个不同地区的实际特点，使所作出的决定带有原则性。“只有这样，才能使上级的原则决定，在各种不同的地区内能够具体执行”。而要使上下级步调一致，“没有双方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做基础，是不可能的”。

“着重典型”

“调查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典型的问题”。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下，把每一件事物都调查研究清楚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此，“我们的办法，就是在同一类事物中选择典型来调查研究”。

在张闻天看来，典型的调查研究，它能够深入到事物的内部，“能够发现该事物内部的运动规律”，因此，这种典型研究中所得出的事物规律，“对于同类事物却带有极大的普遍性，可以成为了解同类事物的指导原则”。

在研究典型中尤其应注意“典型的选择问题”。在张闻天看来，只有最能代表同类事物的具体事物才能算得上是最好的典型。在调查研究过程中，调查对象的典型性选择得越好，那么，调查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就越带有普遍性质，其呈现的规律也就越具有指导性，但“要选择这类的典型，如果对于这类事物没有一般的了解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选择调查研究的典型对象时，也需要在事先作深入、详细的调查研究。

“分析与综合”

选择好调查研究的典型对象后，“调查研究工作的主要方法是分析与综合”。

所谓分析，就是“把这个事物分解为各个方面、各个部分”。例如，调查一个农村的情况，首先，把它分解成各个家庭，调查就先从各个家庭开始，但当调查各个家庭时，各个家庭还只是一个整体。如果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话，则需要继续加以分解，如一个家庭的人口、劳动力、土地、牲畜、农具等等，然后分别加以调查。这种分析的过程是了解整个事物所必须经过的步骤。“没有这种分析，我们对于一个事物的了解，只能是笼统的，一般的，没有内容的”。可惜的是，“这种分析方法，我们过去在工作中实在用的太少了”。分析让我们得以了解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但使我们不了解事物的整体，甚至完全错误地了解事物，因此，我们的分析方法必须要以综合方法来补充，使我们时时记到我们分析出来的部分，是一个整体的部分，是不能脱离整体的部分。

所谓综合，就是把部分“还原到它们原来在整体中的位置”。综合的本质就是“从部分到全体，从抽象回到具体的思想的运动过程”。例如，上述的农村调查。在对各个家庭分别加以调查之后，就应把这些家庭综合起来考虑，这样就知道了这个村子的大小。在对各个家庭的人口、劳动力、土地牲畜、农具等各个组成部分分别加以调查之后，就应把一个家庭的组成部分综合起来研究，这样就了解了这个家庭的情况了，再把不同的家庭成分综合起来，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村子所有家庭的情况了。

张闻天特别强调，综合必须建立在分析之上。在他看来，“主观主义者的综合，并无分析做基础，他们只是从许多一般的感想中，再综合出一般的感想，这种感想当然是不能反映实际的”。